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,老龄化是饮食习惯、职业经历、文化传统与经济转型等多重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。
也就是说,老龄化不仅受基因和遗传等因素的影响,还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。甚至可以说,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遗传因素。
其中,主导性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不良的生活习惯,如不良饮食习惯、吸烟、饮酒和缺乏运动等;
另一方面,结构性风险因素,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与工作相关的压力等。这些因素增加了老年人患非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的风险,
从而加速功能衰退和生理老化。而且,这些因素不局限于传统定义的晚年,而是从出生起就发挥着重要作用,贯穿一生。

因此,虽然老龄化不可避免,但是政府和各组织机构可以通过干预影响老龄化的社会因素,从而改变老龄化过程,
让更多银发群体从中受益,走向积极老龄化。那么,欧盟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经验就值得我国借鉴。当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战略的起步阶段,
社会对老龄化的态度也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,这得益于欧盟为积极老龄化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所作出的努力。
大致来讲,主要分为三方面,首先,从欧盟到各成员国等各个层级,以及在养老服务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就业等各个领域,
都积极地将“主流老龄化”理念纳入到政策制定中,这涵盖到预防慢性病、促进社会参与和独立生活等方面;其次,
欧盟采取了一种整体性的治理方法,通过整合多个利益相关主体(政府、研究机构、社会组织和企业等),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,
从而形成一种合力;最后,还建立了一套评估和监督机制,邀请科研团队、社会组织、银发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,
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,提高这一群体的话语权。

这些成绩的取得依托了漫长的探索与沉淀,实施环境与我国相比,存在一定的局限性,这些局限性包括人口结构、文化差异、
经济状况和社会制度等。因此,借鉴欧盟经验的同时,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。随着2024年“关于发展银发经济,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”的出台,构建一套前瞻性的治理体系显得尤为关键,这一体系需要在一定的周期内明确优先发展的事项、任务和主体,
并涵盖到健康、护理、保障、社会参与和居住环境等“以人为本”的领域,以更好地应对未来二十年老年人口的集中爆发。
此外,虽然我国作为主权国家,与欧盟相比,具有较强的政策约束力,但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,
城乡之间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距,还未形成统一应对老龄问题的向心力。因此,
将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延伸至社会监督中显得同样重要,欧盟的整体性治理和评估监督体系思路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。

总之,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需要政府、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,同时,个人也应该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福祉,
积极参与到老龄化工作中来,这将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,并减少社会成本,有利于构建可持续老龄化社会。
参考文献
[1]艾伦·沃克,朱火云.从概念到政策:积极老龄化再认识[J].社会保障评论,2023,7(03):49-61.
[2]朱火云.积极老龄化战略:概念内涵、欧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[J].社会保障评论,2022,6(06):116-129.